伊藤福克斯  

主持人:今天來現場的觀眾朋友,對伊藤福克斯導演應該不算陌生,因為他的主要長片都有在台灣放映過。幾年前我因為《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Walk on Water)和導演做了一次越洋電訪,結束時我跟他說,一定要找時間來台灣,要帶他去gay bar玩;八九年後,他終於來了。他已經來兩天了,不免俗地先問一下,目前對台灣有什麼感覺?

A:我愛台灣。食物很棒(翻譯補充:導演剛才吃了鼎泰豐,最喜歡的菜是梅干扣肉),大家很親切友善。身為一個導演,我常常在世界各地影展旅行,可以很簡單地對觀眾說你們很好等等,但這樣太籠統了。我真的有種特殊的感受,接待人員與民眾非常好、非常溫暖,試圖用各種方式讓我了解台灣的文化、政治、歷史、食物,這讓我很興奮。

主持人:這真是部非常快樂的電影,但稍微熟悉導演過去電影的人,可能覺得快樂到有點不習慣。所以我很好奇,這反映的是導演自己現階段剛好這麼快樂?還是整個以色列的同志現在都過得這麼快樂?

A:沒錯,過去我的電影比較嚴肅、比較政治,帶有意識形態或社會議題的傾向,但我覺得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不同面向,不同類型。我可以聽莫札特、孟德爾頌,同時聽蕾哈娜、小甜甜布蘭妮;我可以看非常深奧嚴肅的電影,然後再去看一部白痴美國電影(全場笑)。有時人們會覺得只能這樣、只能那樣,但我覺得應該敞開心胸。

片中的歌唱大賽「Universong」,脫胎自真實的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這是在歐洲非常非常受歡迎的歌唱比賽,已經有60年左右的歷史,我從小就很愛!因為你們不曉得這個比賽,所以我要來推銷一下(笑),ABBA是從Eurovision起家,席琳狄翁、Cliff RichardOlivia Newton-John這些流行音樂歌手都從這裡竄出名聲,我喜歡裡頭的音樂,所以我要拍個電影,反映我對這些的愛。於是,當我想拍個電影讚頌生命、讚頌愛,就得處理成讓人感到愉快的類型,所以我參考了一些我很迷戀、敬佩的電影,如美國歌舞片。

主持人:簡單說,這個歐洲歌唱大賽,有點像台灣以前的五燈獎,像張惠妹就是從五燈獎出來。導演小時候這麼喜歡歌唱比賽,會不會像片中角色一樣拿個東西假裝麥克風演唱?如果想像自己參賽,有沒有自己的主題曲?

A:對(全場笑),我會拿個東西假裝麥克風,幻想代表以色列參賽。但我要告訴你們,這部片一定程度上改編自真實經驗。我的幾個好朋友,他們都是記者,有天喝了點酒,決定做個好玩的事,一起做了首歌寄去負責審查的委員會,結果他們真的入選了。他們全是記者,根本不懂唱歌跳舞!除非你拿把槍放在他們頭上才會吧(笑)。跟電影裡發生的一樣,他們寄給歌唱大賽一首歌,壓根沒料到,一個月後接到一通電話:「您獲選代表以色列參加歐洲歌唱大賽。」他們都是專業記者,不是兼差,全是樂評人或影評人,而且這比賽近年來已經變質成馬戲團,不像歌唱比賽了。於是他們來找我,兩男兩女,「跟我們一起去,你是導演,幫我們打點一切」;我說:「好好,我跟你們去,我來救你們」。當我們到了斯德哥爾摩,參加2000年的歐洲歌唱大賽,他們上台了,不會唱、不會跳、什麼都不會,結果拿了最後一名。我想,我拍這片有點在修補那次的經驗吧(笑),讓他們成功了。雖然他們不會唱歌跳舞,卻決定利用這個舞台,做了一次政治宣言。他們拿著以色列跟敘利亞的國旗登台,傳達和平的概念,唱的歌也是關於以色列人跟敘利亞人的愛情。以色列人氣炸了,想盡辦法阻止他們上台。儘管他們墊底,卻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宣言。

主持人:有沒有讓我們想到張懸揮舞國旗的事件?(全場笑)我們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出產的電影,應該會發現台灣跟以色列有很多微妙的共通處:我們都跟鄰國關係緊張,在國際上也有需要爭取認同的壓力。所以像這樣代表國家參賽,常常不會只是參加一個比賽這麼簡單。如果在台灣,代表國家出去卻得最後一名,回來應該會蠻慘的。不曉得這群記者回以色列有怎樣嗎?

A:得最後一名對他們自己跟國家都不好看,而且以色列是個非常民族主義的國家,很想贏,不過他們揮舞國旗只是一個很天真的行為。結果從瑞典回以色列機場時,有民眾非常不爽,甚至向主唱吐口水。這真是太瘋狂了,但以色列就是個瘋狂的地方。我認為你可以從流行文化了解很多嚴肅議題。我還有一個歐洲歌唱大賽的故事,對我意義非凡,甚至對以色列所有同志社群都是如此。以色列在1998年決定派一位跨性別參賽。我們是個民族主義國家,大家都很不滿,雖然這不是奧運,只是歌唱比賽,但大家還是很不滿,怎麼可以選一個跨性別代表全國男性!怎麼可以這樣!然後,她去參加歐洲歌唱大賽;結果,她贏了。所以呢,全部的人都忘了她是個跨性別,我們不管,她為以色列贏得比賽!她去國會和議員們握手,他們都很開心,因為她為國爭光。這故事最重要的一點。她贏的那晚,我跟我的同志社群朋友們很高興,與有榮焉,便上街慶祝,在廣場跳舞;就在同一天晚上,以色列有隻足球隊也贏球,所有球迷也衝到同一個廣場狂歡。就在這個地方,他們揮舞他們的旗子,我們揮舞我們的旗子,大家相互擁抱、親吻,其樂融融。這對以色列的同志社群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刻,這些球迷大多是很陽剛的大男人外型,也是以色列的主流,同志社群很少有機會能跟他們打成一片。

主持人:聽起來也是個很棒的電影題材。就像導演說的,以色列一般給我們的印象是個很保守的宗教聖地;但大家看這部電影會發現,片中多彩繽紛的風格,其實反映了導演現在居住的台拉維夫。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全球的同志聖地,據說全市有20%的居民是同志。我很好奇,在短短10幾年間,是哪些條件讓台拉維夫成為先進的同志天堂?

A:我認為這反映了以色列過去有多封閉。我在耶路撒冷長大,那是一個非常父權主義、非常民族主義、非常軍隊化、非常陽剛的社會,所有人都被期望變成特定一種模樣,每個男人應該在18歲去英勇的軍隊當三年兵。這個特定模樣的其中一種特質當然就是當個異性戀(being straight),當我在以色列成長時,「同志」(gay)這個詞彙根本還不存在。

我認為以色列的年輕一輩對生活的地方很挫折,很多人漸漸搬到台拉維夫,因為這裡比起保守的耶路撒冷更像座城市。部分的改變,或說漸漸達成的改變,可能來自很多人越來越敢在同志文化被壓迫下表明自己,對外在的保守世界說,同志文化是對我們成長的世界的真正反抗。這不只是一個同性戀或異性戀的性傾向問題,而是能否活得不同?能否多元地活?我真心相信,以色列的同志革命對同性戀和異性戀的貢獻是一樣大的,讓他們能活得更完滿,不用限制重重、畏畏縮縮。

主持人:在這個所謂的以色列的同志革命過程中,導演本人也扮演重要角色。導演跟他的伴侶已經在一起25年了,不管在工作或感情上,他們都是最好的搭檔,因為他的伴侶也是他的編劇與製片。他的伴侶在以色列也是知名人士,在選秀節目當評審,應該有點類似台灣的蔡康永吧(全場笑)。即使在感覺比較開放的歐美國家,像這樣雙方都公開的同志伴侶也不多見;所以我想知道,導演跟他的伴侶這一路走來,是否也有碰到一些阻礙或困難?

A25年前要在以色列出櫃會比現在困難。關於你的問題,我想只是很實際地想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藉由堅持拍電影、透過電影來影響人們的感受,這是一個機會,我們拍了一些電影,對以色列社會創造了一些改變。這讓我很驕傲,很開心,對自己也為其他人,因為我們都能過更好的生活。

主持人:同志結婚權的議題最近在台灣很熱門,不曉得導演跟他的伴侶是不是也有嘗試以任何方式結婚?

A:我們住在一起25年了,幾乎就像結婚一樣。倘若哪天同志結婚在以色列合法,我們都為此奮鬥過,我們會在以色列正式結婚。我們不會像許多我知道的伴侶,會跑去同志可以結婚的國家結婚,再回以色列,你知道嗎?以色列竟然認可這樣的結婚。不過,以色列不只同志不能結婚,異性戀不在同一個合法的宗教系統下也不能結婚。所以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面對同樣的問題,必須一起去改變現狀。

主持人:導演這次拍了這麼快樂的片,不曉得下部片還會不會快樂下去?

A:不會這麼快樂(笑)。下兩個計畫比較沈重一點,我想想哪個比較有趣,可以講講。一個正在著手的大型計畫是部傳記片,關於一位真實歌手Mike Brant,他從以色列發跡、到法國後走紅,在歐洲是個超級巨星;你們比較年輕可能不認識,我想可能也沒紅到台灣。但剛才大家在電影裡都有看到,男主角Ofer拿出ipod放歌,跟大家說,如果將來以色列要成名,就要靠這個人,就是這個歌手。

這部片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這個人來自一個心靈極度受創的二戰大屠殺倖存家庭。他是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二代,因為這股潛在與隱藏的心理壓力,在28歲自我了斷。我想藉由這個私人、個人的傳記故事,來講一些比較普遍的事,像社會、歷史,甚至歐洲歌唱大賽;這個人濃縮了很多以色列歷史、社會、集體心理的議題,我最近很認真做研究。我有個很棒的合作夥伴,他是Edith Piaf傳記片《玫瑰人生》的製片。這經驗很有趣,像是跟這個40年前自殺的人墜入愛河,雖然沒見過面,但真的像在談戀愛,會不斷幻想他。

 唱你媽的歌  

觀眾提問

觀眾1:導演您好,您前幾部片我都有看。我一直把導演視為以色列的蔡明亮,因為他的影像又沈重又美麗,我想問導演,這個美麗是導演本身創造出來的?還是有個團隊在處理?第二個問題,導演好幾部片子都是俊男美女,這是導演既定的調性,還是有什麼特殊想法?

主持人:看完這片還覺得像蔡明亮嗎?(全場笑)

觀眾1:還是有這個感覺,畫面處理還是一樣,但氣氛比較輕鬆。

A:首先,謝謝(中文),很高興聽到有人這樣說。曾經有以色列影評人批評我的電影太主流、太像美國片,我在娛樂觀眾,可能因為我處理的議題已經很硬,觀眾不易消化。確實,我亟欲處理的議題是嚴肅且複雜,我也用比較輕鬆入口、便於溝通的電影形式包裝。你可以認為我有意識地用俊男美女、漂亮衣服、好聽音樂、繽紛色彩,來介紹我的激進想法。但這其實是無意識的,這種模樣的電影是我成長期間看見的,正是我在很多層面上信仰的「電影」。因此,大家所知所感的,其實就是我的本性。我並沒有在刻意操弄觀眾,只是順從自我,拍出我偏愛的那種電影。

主持人:這應該回答了俊男美女的部分,我想蔡明亮獲得的批評應該完全相反吧。還有其他觀眾有問題嗎?(沒人舉手)我再問一下,導演之前大家比較熟的《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英文片名Walk on Water來自聖經的神跡,暗示國族跨越仇恨、同性戀與異性戀達到平衡的機會微乎其微。這是很悲觀的想像,不曉得多年後,導演對這些事仍抱持這樣悲觀的態度嗎?

A:我有時樂觀,有時悲觀,這就是生活;我有時會拍《唱你媽的歌!》,有時也會拍《男人的心中只有男人》或《我的軍中情人》這樣的片。我對世界或以色列的看法有悲觀、也有樂觀,拍電影只是反映我的感覺。不管是寫文章的或像我這種拍電影的人,都有一些嚴肅的責任,因為會影響人們的思考與感受。我拍電影的主要目的是促成觀眾的對話,或許有機會做出一些社會或政治上的改變。雖然《唱你媽的歌!》是個輕鬆愉快的片,還是帶有這些議題與想法,就算是全然不同的電影類型,仍能讓觀眾思考。

觀眾2:片中對各個角色有安排不同顏色,請問導演怎麼設計?

A:當我拍一部電影,我會吸納那些我喜歡的電影,例如一些浪漫喜劇、歌舞片、讓人身心愉快的片。我會參考我喜愛的電影,像《萬花嬉春》(Singing in the Rain),可能是我最愛的片子;這些歌舞片是50年代的特藝彩色(technocolor),在片廠裡用人工化的打光、顏色、運鏡打造而成,這些片現在看很不一樣。另外我參考的是賈克德米(Jacques Demy)的電影,如《秋水伊人》(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在顏色處理上,賈克德米會為單一角色設計特定顏色來表現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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