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動年代  

《騷動年代》取材1992年德國港口城市羅斯托克(Rostock)的排外暴動。導演博罕科爾班尼(Burhan Qurbani)以事件高潮「火之夜」前24小時為軸,聚焦在一群迷惘困惑的年輕人、一個企圖在德國討生活的越南女工、一名舉棋不定的政治人物,以及一棟專門收容難民而遭暴亂攻擊的向日葵大樓。

導演 博罕科爾班尼 (10)  

導演:博罕科爾班尼 Burhan Qurbani

( 文/謝佳錦,PHOTO by Mountain Lin )

 

為什麼改編這起事件?

雖然博罕科爾班尼有著一張亞洲面孔,父母來自阿富汗,但他在德國出生、成長,也自居為德國人。這起事件發生時,他才11歲,正值小孩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份認同、所處環境的年齡。在此事件發生前,他認為自己在德國出生、上德國學校、會講德語,覺得自己就是德國人。但當他在電視看見這4天的暴動新聞,「看到很多長得像我鄰居、我朋友的人,攻擊長得像我的人。」他說:「忽然間我察覺到,這裡也許不是我的家,只是一個避難所。」

這帶給他很大的衝擊。博罕科爾班尼說:「我開始害怕,又很憤怒。為什麼憤怒?因為我為什麼要在自己的故鄉這麼害怕?!」因此,電影的核心角色是這些犯罪的人,因為他想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他引用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獄中札記》的名句:「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浮現。」假使當年在二戰前寫作的葛蘭西,預見在新舊秩序交替時宛如「怪物」肆虐的大屠殺,那羅斯托克這座前東德城市,歷經柏林圍牆倒塌,從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從零失業率到高失業率的巨變,所蓄積的挫折與憤怒,也多少成為豢養「怪物」的溫床。

博罕科爾班尼想知道「怪物」長什麼樣子。他不希望這些犯罪者是匿名人物,「要給我的這些惡夢一張臉」,進而不再害怕,也希望不要重蹈覆轍。他感覺自己隨著劇本寫作、電影拍攝,跟這群很棒的演員合作,某種程度不再害怕,試圖理解這些年輕人想什麼,並放入角色裡頭。


為什麼採取這樣的電影形式?

電影片長120多分鐘,前面約80多分鐘是黑白、1.85:1的銀幕比例,接著插入彩色、4:3標準螢幕比例的2分鐘左右電視訪問,末段全都換成2.35:1的cinemascope彩色寬銀幕。

為什麼做這樣的形式變化?博罕科爾班尼說,德國右派主題經常被討論,需要另闢蹊徑,因此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回答問題,而是要記憶事件,也希望觀眾看完後會記住。電影院是一個封閉空間,他們想利用這條件來親近觀眾。黑白給觀眾的效果是有點距離的、過去的,一旦變成彩色,就好像把觀眾拉進去一樣,要他們面對現實。用這樣的手段告訴觀眾,前面的黑白部分似乎與你無關,實則不然。

為什麼在電視台訪問段落變彩色?前面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跟口香糖一樣,拉得很長,好像沒有目標,大人也不理不睬。當電影變成彩色,等於這些年輕人的生活增加一點彩色。當他們即將撿起石頭(要扔往向日葵大樓)時,好像他們擁有力量,成為這世界的主角,攝影機也開始訪問他們,關心他們。

末段採用2.35:1的cinemascope寬銀幕是一種對暴力的美化,要誘惑觀眾,讓他們接受這些年輕人的興奮,導演在映後QA說,他不想用「性高潮」(orgasm)這個字眼來描述,但有此暗示。製作團隊也針對電影院的單聲道、立體聲、杜比環繞音效等音源播送方式,做出相對應的感官刺激,末段暴亂之夜的低音噪鳴,彷彿直達肉體。當越南女工被突如其來的爆炸嚇到時,聲音從後方傳來,也讓觀眾體驗遭後方迫害的感覺。

片中有許多圓形的視覺符號,包括一些環形攝影機運動、圓形圖案(如叛逆少年主角外套背後的龍),是在暗示世代間難以打破的循環。片中少年的爺爺曾對少年的父親說,我的父親對抗過民主,因為他是個法西斯,而我對抗過我的父親,因為我是共產主義者,然後你又來對抗我,因為你想作民主主義者,如今少年對父親的反抗,同樣陷入循環。

導演 博罕科爾班尼 (8)  
如何再現真實?

5年前決定要拍時,關於這起事件幾乎沒有資料,只有一本書、一個紀錄片,因此他們去檔案館找資料,透過朋友拉線找到曾住在向日葵大樓的人,再滾雪球找到其他住戶、警察、政治人物、越南人,做完上百場訪談,就有足夠材料來寫劇本。塑造角色的靈感源於受訪者,但不會拿單一受訪者當角色,是取特質。年輕人所說的話,約有一半來自採訪內容。政治人物一角可說是當年該城眾多政客的拼貼,那時就有一個在事件最緊張時消失4小時,後來聲稱去換衣服。

至於事件發生地點向日葵大樓,目前仍在,但裡面有住人,他們要放火、爆炸,自然無法借用拍攝。因此他們找了一棟建築風格類似的空樓,用電腦特效打上向日葵的外觀圖樣。


騷動全球?

《騷動年代》在德國反應熱烈,導演表示,這是一部低成本的藝術電影,原本預期有1萬觀影人次就不錯了,沒想到有10萬人。電影也有到羅斯托克放映,他們本來有點緊張,因為適逢2014年10月發起的政治運動PEGIDA(歐洲愛國主義者反西方伊斯蘭化),導演笑稱本來打算電影放完就快跑,沒想到映後QA長達一小時半。觀眾有當時住那兒的越南人,當年的警察、犯人。很令導演感動的一件事是,羅斯托克的警察局長映後站起來說,我看了你的電影感到慚愧,他當年是普通警員,但身為警察無法保護這些人,身為公民也很慚愧,因為無法阻止這些事發生。

片中這場「有原因的叛逆」(rebel with a cause),與當代特殊脈絡緊緊相連,但仍在全球獲得各種迴響。導演說他跟著電影環遊世界,回饋五花八門。美國人想起煽動排外情緒的共和黨川普。香港人提起跟中國人或內地人的關係,大學生們也警惕雨傘運動勿走極端。以色列的猶太人聯想成納粹大屠殺的比喻。東歐國家同樣歷經共產到資本主義的轉型,對核心角色感同身受。日本人則對記憶與文化格外感興趣。

最後,影展將主場景Sunflower House翻成「向日葵大樓」,避免「太陽花」造成誤導,但導演竟主動提起,好奇影展怎麼翻!雖然這應該是導演第一次來台灣,但他對「太陽花」在台灣的特殊意義,其實也略懂略懂。

映後座談

   

給金馬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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