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部曲  

著名攝影師杜可風的新片《香港三部曲》,源於香港電影節去年邀請他拍攝「美好2014」短片系列之一的《香港2014:仝人教育》。這部30分鐘短片講述香港小孩的希望與夢想,後來成為長片的第一部分「開門見山」,再發展出包含去年「雨傘運動」的年輕人視角「愚公移山」,以及老年人視角的「後悔莫及」。

英文片名《Hong Kong Trilogy: Preschooled Preoccupied Preposterous》,以「學齡前」 、「佔領中的」、「荒謬可笑的」三個P開頭的英文字,為三世代縮寫。杜可風在訪談中,則提出「詩意」(Poetry)、「政治」(Politics)、「個人」(Personal)三個P為電影作註記。歸結來說,《香港三部曲》試圖開啟的,或許正是一種可能(Possibility),無論對電影形式,或電影市場。

導演 杜可風 (5)  製片 孫明莉 (1)  

導演:杜可風                                                           監製:孫明莉

( 文/謝佳錦,PHOTO by Mountain Lin )

 

詩意 Poetry

電影的形式很奇特,監製孫明莉先花1年採訪100多名不同年齡、階層的香港人,再從中挑選幾位作創作藍本,片中旁白完全來自這些受訪者,但影像部分由受訪者們親自入鏡,在實際的香港生活空間演出杜可風構思出的「情節」,拼貼成一個既非紀錄片、亦非虛構劇情片的奇妙作品。此外,三部曲並非各自獨立,角色彼此穿插,有些貫穿全片。

杜可風說:「這不是一部電影,這是一首詩。」

他利用這些訪談作出發點,再設計對比的影像,找一些抽象、詩意、電影化的畫面。例如某人說:「我今天喝了三杯啤酒。」他不是直接拍喝酒,可能會看到划船。杜可風用一個英文詞彙概括他的電影創作思維──「Away (A Way) with Words」。一個讀法、兩種意義。「Away with Words」是遠離文字的包袱,去碰觸那些不可言說的玄妙空間(杜可風劇情長片處女作《三條人》的英文片名就是Away with Words;「A Way with Words」則是依循文字鋪出的一條道路。

《香港三部曲》很少對白,卻有大量旁白,在旁白與影像間開闢無限可能。杜可風說:「這是我最電影化的一部片,因為它是真的在面對語言跟畫面、結構跟情緒的挑戰與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大量貼近在地香港的粵語旁白,又讓電影運作在特定脈絡的語言體系下,深掘且召喚。

政治 Politics

影片涉及「雨傘運動」,或許有些人覺得這是一部政治電影。但孫明莉說:「很多香港媒體問我們『政治』這個元素,當然有,但對我們來講,政治到底是什麼?我們想講的是,香港這個社群(community)到底想要什麼?我們想要給他們一個空間說話。」

孫明莉說:「雨傘運動發生時,我們跟外面那些人的好奇是一樣的。我們電影的風格,不是我們說香港的故事是什麼,是我們去看他們的故事是什麼,是他們給我們的。這裡面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或創作過程。」

雨傘運動發生時,那些通常跟父母同住的年輕人,忽然有79天跟朋友在帳篷聊天。杜可風笑稱:「多好!我都想!」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創作萌芽,有些藝術作品誕生,許多幽默、精彩的圖案與海報出現。杜可風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肯定,無論是對年輕人的自身、未來與思想,或他們的創作。

杜可風說:「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都知道,他們要的(真普選訴求)不可能得到,誰都知道!我相信他們都知道。不過重點是,你要!很多年輕人問我能不能這樣?我知道不能,不過你一定要問。你問一些笨問題,是因為沒有聰明的答案。」他再說:「但你不問,就不會有疑問,不會有可能,不會有樂觀與肯定的要求。我們希望這部電影反映這種東西,不知道有沒有作到,但拍的時候我們內心有這股推動。」

孫明莉說:「大家看到去年關於雨傘運動的媒體報導,全都關於社會分裂,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運動啟發我們的是,大家都想一起夢想,所以一起在街上睡。」人稱「酒聖」的杜可風,忽然打了個酒嗝說:「我也在街上睡過,不過是另一種理由。」引來一片哄堂大笑。

個人 Personal

作完創作藍本的採訪與蒐集後,杜可風與製作團隊只花10個整天就完成拍攝。儘管時間非常有限,片中這些受訪者都不是演員,但杜可風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創作過程,「每天都是一種火花,每天都有新鮮感,很靈活,有點像紀錄片。」

杜可風習慣因著角色身處的特殊空間與氛圍,去尋找最直接、親切的影像語言。他早已不需要獎項肯定,一切回歸人本身。而所謂的人,不只展現在電影最終呈現的樣貌,也是創作過程的激盪。每個人所看見的環境、視覺經驗都不同,杜可風認為,跟別人合作可以獲得一些觀念,例如他剛拍了一個足球的片,他不懂足球,但別人懂,他就跟著走。透過這種來往,拓展視域,也開闢自由,為自己帶來更寬闊的可能性。

《香港三部曲》也是如此。杜可風覺得,處於這個時間點的香港,「我們必須標榜、必須肯定、必須分享;因為香港給我很多東西,我必須還給她一些。」因此集結孩童、年輕人跟老人各方,一起分享喜怒哀樂,互補觀點,再加上電影語言、他對香港的一些看法,作成一個新鮮的組合。

在杜可風眼中,創作過程舒服與否影響甚巨。他說:「為什麼那麼多年跟王家衛在一起?我們兩個人之間,我有的你沒有,你有的我沒有。必須是這樣,我拍一般電影,最多5天就知道成不成功,因為都是人,幾乎24小時在一起,彼此沒有火花,沒有認同,沒有信任,沒有來往,就完了!不管賣多少錢,我都覺得是一個失敗的電影。」

可能 Possibility

儘管涉及香港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但找錢並不順利,杜可風說:「電影第一明星是誰?第二風格是什麼?全世界都這樣!我們這個現在連是紀錄片或故事片都不知道,我們去幾個影展,有人當故事片,有人當紀錄片。」當孫明莉嘗試找錢時,當時還在採訪階段,不但沒明星,也沒故事,更添難度。此外,這部片肯定不會有中國市場,她找遍國外、各影展的資金來源,乏人問津。

當雨傘運動爆發時,杜可風說:「我們有一種責任感,不能不拍,這是歷史時刻。不擇手段,即使用iPhone拍也可以,一定要拍!」因此,最後他們選擇用群眾募資的方式,不只是呼應電影與創作過程的民主,也是迫不得已。但同時打開某種可能性,成為香港第一部以群眾募資拍成的電影。

另外,孫明莉說,我們是自己發行的,雨傘運動一週年那天在香港上映。上映前一個月在網路賣票,第一天票就賣光了,電影院打電話問我們是有團購嗎?有買廣告嗎?我們沒有,我們沒錢!只在facebook推廣,他們也覺得很驚訝。

近幾年,在上億大成本製作(如杜可風口中的「哈利他媽的」)與博君一笑的貓狗可愛網路短片間,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但他們要不擇手段地創造一個跟觀眾來往的機會與肯定,給他們一個從未想過的空間。

《香港三部曲》很難在現階段發行與映演體系競爭,需要尋覓知音,細水長流。杜可風認為,如果這部電影在1000個戲院放一個週末,肯定不見,但如果透過口碑發酵、滾雪球傳播,他笑稱:「我希望我們的電影是中國的《洛基恐怖秀》,30年後還在放!」

映後座談

 
給金馬的話

導演 杜可風 (3)  《香港三部曲》導演 杜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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