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影展

著名攝影師杜可風的新片《香港三部曲》，源於香港電影節去年邀請他拍攝「美好2014」短片系列之一的《香港2014：仝人教育》。這部30分鐘短片講述香港小孩的希望與夢想，後來成為長片的第一部分「開門見山」，再發展出包含去年「雨傘運動」的年輕人視角「愚公移山」，以及老年人視角的「後悔莫及」。

英文片名《Hong Kong Trilogy: Preschooled Preoccupied Preposterous》，以「學齡前」 、「佔領中的」、「荒謬可笑的」三個P開頭的英文字，為三世代縮寫。杜可風在訪談中，則提出「詩意」（Poetry）、「政治」（Politics）、「個人」（Personal）三個P為電影作註記。歸結來說，《香港三部曲》試圖開啟的，或許正是一種可能（Possibility），無論對電影形式，或電影市場。

導演：杜可風                                                           監製：孫明莉

（ 文／謝佳錦，PHOTO by Mountain Lin ）

詩意 Poetry

電影的形式很奇特，監製孫明莉先花1年採訪100多名不同年齡、階層的香港人，再從中挑選幾位作創作藍本，片中旁白完全來自這些受訪者，但影像部分由受訪者們親自入鏡，在實際的香港生活空間演出杜可風構思出的「情節」，拼貼成一個既非紀錄片、亦非虛構劇情片的奇妙作品。此外，三部曲並非各自獨立，角色彼此穿插，有些貫穿全片。

杜可風說：「這不是一部電影，這是一首詩。」

他利用這些訪談作出發點，再設計對比的影像，找一些抽象、詩意、電影化的畫面。例如某人說：「我今天喝了三杯啤酒。」他不是直接拍喝酒，可能會看到划船。杜可風用一個英文詞彙概括他的電影創作思維──「Away (A Way) with Words」。一個讀法、兩種意義。「Away with Words」是遠離文字的包袱，去碰觸那些不可言說的玄妙空間（杜可風劇情長片處女作《三條人》的英文片名就是Away with Words；「A Way with Words」則是依循文字鋪出的一條道路。

《香港三部曲》很少對白，卻有大量旁白，在旁白與影像間開闢無限可能。杜可風說：「這是我最電影化的一部片，因為它是真的在面對語言跟畫面、結構跟情緒的挑戰與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大量貼近在地香港的粵語旁白，又讓電影運作在特定脈絡的語言體系下，深掘且召喚。

政治 Politics

影片涉及「雨傘運動」，或許有些人覺得這是一部政治電影。但孫明莉說：「很多香港媒體問我們『政治』這個元素，當然有，但對我們來講，政治到底是什麼？我們想講的是，香港這個社群（community）到底想要什麼？我們想要給他們一個空間說話。」

孫明莉說：「雨傘運動發生時，我們跟外面那些人的好奇是一樣的。我們電影的風格，不是我們說香港的故事是什麼，是我們去看他們的故事是什麼，是他們給我們的。這裡面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或創作過程。」

雨傘運動發生時，那些通常跟父母同住的年輕人，忽然有79天跟朋友在帳篷聊天。杜可風笑稱：「多好！我都想！」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創作萌芽，有些藝術作品誕生，許多幽默、精彩的圖案與海報出現。杜可風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肯定，無論是對年輕人的自身、未來與思想，或他們的創作。

杜可風說：「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都知道，他們要的（真普選訴求）不可能得到，誰都知道！我相信他們都知道。不過重點是，你要！很多年輕人問我能不能這樣？我知道不能，不過你一定要問。你問一些笨問題，是因為沒有聰明的答案。」他再說：「但你不問，就不會有疑問，不會有可能，不會有樂觀與肯定的要求。我們希望這部電影反映這種東西，不知道有沒有作到，但拍的時候我們內心有這股推動。」

孫明莉說：「大家看到去年關於雨傘運動的媒體報導，全都關於社會分裂，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運動啟發我們的是，大家都想一起夢想，所以一起在街上睡。」人稱「酒聖」的杜可風，忽然打了個酒嗝說：「我也在街上睡過，不過是另一種理由。」引來一片哄堂大笑。

個人 Personal

作完創作藍本的採訪與蒐集後，杜可風與製作團隊只花10個整天就完成拍攝。儘管時間非常有限，片中這些受訪者都不是演員，但杜可風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創作過程，「每天都是一種火花，每天都有新鮮感，很靈活，有點像紀錄片。」

杜可風習慣因著角色身處的特殊空間與氛圍，去尋找最直接、親切的影像語言。他早已不需要獎項肯定，一切回歸人本身。而所謂的人，不只展現在電影最終呈現的樣貌，也是創作過程的激盪。每個人所看見的環境、視覺經驗都不同，杜可風認為，跟別人合作可以獲得一些觀念，例如他剛拍了一個足球的片，他不懂足球，但別人懂，他就跟著走。透過這種來往，拓展視域，也開闢自由，為自己帶來更寬闊的可能性。

《香港三部曲》也是如此。杜可風覺得，處於這個時間點的香港，「我們必須標榜、必須肯定、必須分享；因為香港給我很多東西，我必須還給她一些。」因此集結孩童、年輕人跟老人各方，一起分享喜怒哀樂，互補觀點，再加上電影語言、他對香港的一些看法，作成一個新鮮的組合。

在杜可風眼中，創作過程舒服與否影響甚巨。他說：「為什麼那麼多年跟王家衛在一起？我們兩個人之間，我有的你沒有，你有的我沒有。必須是這樣，我拍一般電影，最多5天就知道成不成功，因為都是人，幾乎24小時在一起，彼此沒有火花，沒有認同，沒有信任，沒有來往，就完了！不管賣多少錢，我都覺得是一個失敗的電影。」

可能 Possibility

儘管涉及香港近年來最重要的議題，但找錢並不順利，杜可風說：「電影第一明星是誰？第二風格是什麼？全世界都這樣！我們這個現在連是紀錄片或故事片都不知道，我們去幾個影展，有人當故事片，有人當紀錄片。」當孫明莉嘗試找錢時，當時還在採訪階段，不但沒明星，也沒故事，更添難度。此外，這部片肯定不會有中國市場，她找遍國外、各影展的資金來源，乏人問津。

當雨傘運動爆發時，杜可風說：「我們有一種責任感，不能不拍，這是歷史時刻。不擇手段，即使用iPhone拍也可以，一定要拍！」因此，最後他們選擇用群眾募資的方式，不只是呼應電影與創作過程的民主，也是迫不得已。但同時打開某種可能性，成為香港第一部以群眾募資拍成的電影。

另外，孫明莉說，我們是自己發行的，雨傘運動一週年那天在香港上映。上映前一個月在網路賣票，第一天票就賣光了，電影院打電話問我們是有團購嗎？有買廣告嗎？我們沒有，我們沒錢！只在facebook推廣，他們也覺得很驚訝。

近幾年，在上億大成本製作（如杜可風口中的「哈利他媽的」）與博君一笑的貓狗可愛網路短片間，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但他們要不擇手段地創造一個跟觀眾來往的機會與肯定，給他們一個從未想過的空間。

《香港三部曲》很難在現階段發行與映演體系競爭，需要尋覓知音，細水長流。杜可風認為，如果這部電影在1000個戲院放一個週末，肯定不見，但如果透過口碑發酵、滾雪球傳播，他笑稱：「我希望我們的電影是中國的《洛基恐怖秀》，30年後還在放！」

映後座談

 
給金馬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