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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鄧寶翠

文字整理 │ 陳煒智

文字編輯 │ 楊元鈴 

沙龍攝影│張國耀

映後攝影│朱威

「片子裡我們訪談到的好幾位,幾乎是新加坡最後一群能完全以流暢的華語應答對話的人了。這個即將絕種的世代,我們如果還不來談這段故事,以後怎麼辦?」

正是這樣的急迫性與使命感,促使導演鄧寶翠以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捕捉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這群所謂的「末代華校生」,他們身上承載著濃淡不一的文化鄉愁與時代軌跡,揉和著年少時的成長痛楚與青春徬徨,還有整個世代、整個國家面臨教育、社會、生活體系在劇烈轉型之際,失去語言、失去文化身份的惆悵。

那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新加坡一整個世代的華人,因為國家政策、經濟發展,必需放下他們日常使用的華語,包括在學校,包括在工作場域,全面改用英語。這樣的改變,甚至不是漸進式的。即便鄧翠寶導演、乃至於影片受訪者口中所謂「一夜之間」的巨變,事實上是延續幾年的迂迴折衝,但自1970年中期開始,全球唯一一座、同時也是最為重要、設於中港台範圍之外的「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便在國家教育政策的直接影響下,被迫改制,並於1980年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從此不復存在。

這個語言被隱身、文化漸消逝的故事,鄧寶翠導演將之聚焦在對星馬社會影響同樣深遠的「新謠」之上,以「新謠」發展的前因後果為經緯,織出整幅歷史圖像。

所謂「新謠」,指的是新加坡地區於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初期,主要由華校生――包括南洋大學及初級學院,乃至高中等,這些學生將自己的青春生活、少年愁懷,寄託在詩化的動人語言和簡單清新的自創旋律裡,譜成歌謠,結班組團,在以商業為導向的廣播、電視等主流媒體裡,唱出清流般的新鮮力量,一時之間風行草偃,撥動了整個1980年代新加坡的時代心弦。

鄧寶翠導演講述「新謠」的故事,訴說的重點不是它培養出多少重要的音樂人,也不是它對全球華語流形歌曲有多大的影響力,她想說的就是這段「失語」、「失根」,甚至「失憶」的文化情愁。從南洋大學的改制、關閉開始,文化人與知識青年起身為文,以詩入樂,吟成轟動文壇的「詩樂」,再談到末代華校生的徬徨無依,以及青澀少年的創作歌謠以及它所引爆的劇烈回響,然後談到它不得不面對的成長、不得不迎向的全新的時代。這不是華人流行音樂演進史。這是格局更闊的文學、語言、文化、生活的全面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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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寶翠原本在新加坡唯一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撰寫影評,後來赴英求學,也曾是第二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懷抱電影夢想的她雖然將目標瞄準劇情片創作,過去一年來卻以《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紀錄片廣受矚目。說起這部「紀錄片」,她笑道,台灣紀錄片蓬勃發展,某種程度上「尺度」較大,大家一定不相信像《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片子在新加坡,竟然是一部讓出品方在送審階段提心吊膽的作品!

《我們唱著的歌》在開場引子過後,直指入題,由南洋大學改制、併校起述。鄧寶翠指出,南洋大學的這段歷史,在新加坡長期以來是個禁忌話題。即便政府高層已有開放的意識,中間層級的相關單位依然有所猶豫。所幸全片最後一刀未剪,而且以PGparental guidance,類似輔導級、保護級)的級別上映;影片在新加坡推出之後,更引起不同生活經驗的新加坡人共同的喜愛。而且,「不同派別的兩邊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鄧寶翠表示,華校出身的觀眾在這部片子裡,回味當年聆聽「新謠」、習唱「新謠」的點滴記憶,英校出身的觀眾更多時候則驚覺,自己身邊居然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在影片映後回收的問卷裡,還有觀眾寫道,電影片名「The Songs We Sang」其實更應該改成「Why am I a banana?」。在當前的世代,新加坡華人可以說是全世界「西化」最徹底的。這一句「Why am I a banana?」,外黃而內白的人生警醒,傳達出太多的感慨。

What’s the price?」鄧寶翠說,國家當年為了經濟發展、追趕西方社會,捨棄了多元語境,選擇追求英語的一統霸權,新加坡也的確在當時得到了繁榮進步、得到了與整個世界齊步前進的地位。然而,文化、歷史、遺產,是不是都沒有了?如果觀眾細看,會發現紀錄片裡,不同世代的受訪者說華語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年輕一輩的受訪者,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們在以英語語法思索他們想表達的語句。而那群能在麥克風前以極流利中文侃侃而談的前輩,真的如鳳毛麟爪一般,「他們已經是絕種動物了。」鄧寶翠再次強調。

最開始,《我們唱著的歌》只打算拍一個小時的長度。然而拍著拍著,卻意猶未盡,欲罷不能。如浪如潮的史料、歌曲、唱詞、記憶,鋪天蓋地襲捲而來,忍痛取捨剪裁,才完成最後的公映版本。鄧寶翠自己當年是英校生,她更激動地承認,在整個追溯的過程中,對於南洋大學「一夜消失」的事情實在震驚不已!

她指出,南洋大學關閉、併校之後,原本華校初級學院及中學生喪失了升學的管道,要他們緊急改以英語應試上大學,幾乎不可能。於是有的選擇出國,有的去當兵,有的出社會,徬徨、失落、苦悶,堆疊成為創作的養份,抒發為歌,唱成「新謠」。這些歌曲也成為部份英校生及許許多多人「學習中文」的重要管道,它比「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學課本更具情韻,又可哼唱,寓教於樂而其樂無窮。

每當曾經走過那個年代的男男女女,重新回想這段往事的時候,對眾多受訪者而言,鄧寶翠說:「那是很難忘的一個凝固的時間點。」——對他們自己,對他們那個年代,對整個國家、整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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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劇組特別籌備了一場新謠的紀念演唱會,地點選在1980年代很多「新謠」唱片發行時,舉行歌曲發布會的新加坡「書城」:百勝樓。演唱會那天,扶老攜幼的群眾陸續前來,聚在書城的中庭,陰沉沉的天空開始落雨,而雨中,傘一盞一盞打開,靜靜立在雨中等候「新謠」這枚時空膠囊重新開啟。鄧寶翠的鏡頭補捉到雨裡傘下那一張張深切期盼的面孔,她說,當年在書城舉辦的第一場新謠歌曲發表會,也下了一場雨。

——這是不是時代的巧合呢?

鄧寶翠笑了。

盱衡當前華語流行歌壇,蔡健雅、陳潔儀、林俊杰、孫燕姿,這幾位國際級巨星,都是新加坡出身。鄧寶翠說,他們的音樂才華與訓練,使他們得以成為創作型的歌手,但若要論起真正的作詞功力,「新謠」給予當代新加坡文化人的養份,卻更是不能不提的成長痕跡。這部紀錄片在最開場和最結尾,分別以孫燕姿的〈天黑黑〉和梁文福的〈麻雀銜竹枝〉破題和收束,一頭一尾的歌曲恰好都有方言素材,〈麻雀銜竹枝〉甚至因為歌曲中的幾句粵語童謠,致使全曲當年在新加坡被禁。鄧寶翠說,用〈天黑黑〉和〈麻雀銜竹枝〉兩首歌曲,並不是創作意識上的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美好巧合。她問道:「新加坡的組成民族是多元的,語言為什麼要封閉?語言為什麼要階級化?」

《我們唱著的歌》在新加坡推出後,總理李顯龍及相關文化官員都購票前往影院觀賞,看過之後總理當天就在社群網站上撰文誌記,不但以「富有感情,很有意義」八個字形容全片,更以英文書寫了新加坡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改制教育所帶來的世代痛處,鄧寶翠說,這樣的發言,其實意義非凡。某種程度上,溫柔、暖心的行文態度也隱約透露出政府願意正視南洋大學改制、併校的歷史。

鄧寶翠覺得,她由衷希望大家欣賞這部紀錄片時,也能體會中文是很酷的、是很美的。她說,她雖然不是一個專門拍紀錄片的電影工作者,「但一個好的紀錄片,其實對社會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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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座談 

給金馬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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