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影展

導演│鄧寶翠

文字整理 │ 陳煒智

文字編輯 │ 楊元鈴 

沙龍攝影│張國耀

映後攝影│朱威

「片子裡我們訪談到的好幾位，幾乎是新加坡最後一群能完全以流暢的華語應答對話的人了。這個即將絕種的世代，我們如果還不來談這段故事，以後怎麼辦？」

正是這樣的急迫性與使命感，促使導演鄧寶翠以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捕捉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這群所謂的「末代華校生」，他們身上承載著濃淡不一的文化鄉愁與時代軌跡，揉和著年少時的成長痛楚與青春徬徨，還有整個世代、整個國家面臨教育、社會、生活體系在劇烈轉型之際，失去語言、失去文化身份的惆悵。

那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新加坡一整個世代的華人，因為國家政策、經濟發展，必需放下他們日常使用的華語，包括在學校，包括在工作場域，全面改用英語。這樣的改變，甚至不是漸進式的。即便鄧翠寶導演、乃至於影片受訪者口中所謂「一夜之間」的巨變，事實上是延續幾年的迂迴折衝，但自1970年中期開始，全球唯一一座、同時也是最為重要、設於中港台範圍之外的「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便在國家教育政策的直接影響下，被迫改制，並於1980年併入新加坡國立大學，從此不復存在。

這個語言被隱身、文化漸消逝的故事，鄧寶翠導演將之聚焦在對星馬社會影響同樣深遠的「新謠」之上，以「新謠」發展的前因後果為經緯，織出整幅歷史圖像。

所謂「新謠」，指的是新加坡地區於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初期，主要由華校生――包括南洋大學及初級學院，乃至高中等，這些學生將自己的青春生活、少年愁懷，寄託在詩化的動人語言和簡單清新的自創旋律裡，譜成歌謠，結班組團，在以商業為導向的廣播、電視等主流媒體裡，唱出清流般的新鮮力量，一時之間風行草偃，撥動了整個1980年代新加坡的時代心弦。

鄧寶翠導演講述「新謠」的故事，訴說的重點不是它培養出多少重要的音樂人，也不是它對全球華語流形歌曲有多大的影響力，她想說的就是這段「失語」、「失根」，甚至「失憶」的文化情愁。從南洋大學的改制、關閉開始，文化人與知識青年起身為文，以詩入樂，吟成轟動文壇的「詩樂」，再談到末代華校生的徬徨無依，以及青澀少年的創作歌謠以及它所引爆的劇烈回響，然後談到它不得不面對的成長、不得不迎向的全新的時代。這不是華人流行音樂演進史。這是格局更闊的文學、語言、文化、生活的全面總合。

鄧寶翠原本在新加坡唯一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撰寫影評，後來赴英求學，也曾是第二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懷抱電影夢想的她雖然將目標瞄準劇情片創作，過去一年來卻以《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紀錄片廣受矚目。說起這部「紀錄片」，她笑道，台灣紀錄片蓬勃發展，某種程度上「尺度」較大，大家一定不相信像《我們唱著的歌》這部片子在新加坡，竟然是一部讓出品方在送審階段提心吊膽的作品！

《我們唱著的歌》在開場引子過後，直指入題，由南洋大學改制、併校起述。鄧寶翠指出，南洋大學的這段歷史，在新加坡長期以來是個禁忌話題。即便政府高層已有開放的意識，中間層級的相關單位依然有所猶豫。所幸全片最後一刀未剪，而且以PG（parental guidance，類似輔導級、保護級）的級別上映；影片在新加坡推出之後，更引起不同生活經驗的新加坡人共同的喜愛。而且，「不同派別的兩邊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鄧寶翠表示，華校出身的觀眾在這部片子裡，回味當年聆聽「新謠」、習唱「新謠」的點滴記憶，英校出身的觀眾更多時候則驚覺，自己身邊居然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在影片映後回收的問卷裡，還有觀眾寫道，電影片名「The Songs We Sang」其實更應該改成「Why am I a banana?」。在當前的世代，新加坡華人可以說是全世界「西化」最徹底的。這一句「Why am I a banana?」，外黃而內白的人生警醒，傳達出太多的感慨。

「What’s the price?」鄧寶翠說，國家當年為了經濟發展、追趕西方社會，捨棄了多元語境，選擇追求英語的一統霸權，新加坡也的確在當時得到了繁榮進步、得到了與整個世界齊步前進的地位。然而，文化、歷史、遺產，是不是都沒有了？如果觀眾細看，會發現紀錄片裡，不同世代的受訪者說華語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年輕一輩的受訪者，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們在以英語語法思索他們想表達的語句。而那群能在麥克風前以極流利中文侃侃而談的前輩，真的如鳳毛麟爪一般，「他們已經是絕種動物了。」鄧寶翠再次強調。

最開始，《我們唱著的歌》只打算拍一個小時的長度。然而拍著拍著，卻意猶未盡，欲罷不能。如浪如潮的史料、歌曲、唱詞、記憶，鋪天蓋地襲捲而來，忍痛取捨剪裁，才完成最後的公映版本。鄧寶翠自己當年是英校生，她更激動地承認，在整個追溯的過程中，對於南洋大學「一夜消失」的事情實在震驚不已！

她指出，南洋大學關閉、併校之後，原本華校初級學院及中學生喪失了升學的管道，要他們緊急改以英語應試上大學，幾乎不可能。於是有的選擇出國，有的去當兵，有的出社會，徬徨、失落、苦悶，堆疊成為創作的養份，抒發為歌，唱成「新謠」。這些歌曲也成為部份英校生及許許多多人「學習中文」的重要管道，它比「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學課本更具情韻，又可哼唱，寓教於樂而其樂無窮。

每當曾經走過那個年代的男男女女，重新回想這段往事的時候，對眾多受訪者而言，鄧寶翠說：「那是很難忘的一個凝固的時間點。」——對他們自己，對他們那個年代，對整個國家、整個文化。

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劇組特別籌備了一場新謠的紀念演唱會，地點選在1980年代很多「新謠」唱片發行時，舉行歌曲發布會的新加坡「書城」：百勝樓。演唱會那天，扶老攜幼的群眾陸續前來，聚在書城的中庭，陰沉沉的天空開始落雨，而雨中，傘一盞一盞打開，靜靜立在雨中等候「新謠」這枚時空膠囊重新開啟。鄧寶翠的鏡頭補捉到雨裡傘下那一張張深切期盼的面孔，她說，當年在書城舉辦的第一場新謠歌曲發表會，也下了一場雨。

那——這是不是時代的巧合呢？

鄧寶翠笑了。

盱衡當前華語流行歌壇，蔡健雅、陳潔儀、林俊杰、孫燕姿，這幾位國際級巨星，都是新加坡出身。鄧寶翠說，他們的音樂才華與訓練，使他們得以成為創作型的歌手，但若要論起真正的作詞功力，「新謠」給予當代新加坡文化人的養份，卻更是不能不提的成長痕跡。這部紀錄片在最開場和最結尾，分別以孫燕姿的〈天黑黑〉和梁文福的〈麻雀銜竹枝〉破題和收束，一頭一尾的歌曲恰好都有方言素材，〈麻雀銜竹枝〉甚至因為歌曲中的幾句粵語童謠，致使全曲當年在新加坡被禁。鄧寶翠說，用〈天黑黑〉和〈麻雀銜竹枝〉兩首歌曲，並不是創作意識上的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美好巧合。她問道：「新加坡的組成民族是多元的，語言為什麼要封閉？語言為什麼要階級化？」

《我們唱著的歌》在新加坡推出後，總理李顯龍及相關文化官員都購票前往影院觀賞，看過之後總理當天就在社群網站上撰文誌記，不但以「富有感情，很有意義」八個字形容全片，更以英文書寫了新加坡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改制教育所帶來的世代痛處，鄧寶翠說，這樣的發言，其實意義非凡。某種程度上，溫柔、暖心的行文態度也隱約透露出政府願意正視南洋大學改制、併校的歷史。

鄧寶翠覺得，她由衷希望大家欣賞這部紀錄片時，也能體會中文是很酷的、是很美的。她說，她雖然不是一個專門拍紀錄片的電影工作者，「但一個好的紀錄片，其實對社會是有一定影響力的」。

映後座談 

給金馬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