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影展

聞天祥（以下簡稱聞）：先請導演聊一下這片子的起源跟發想。 
應亮（以下簡稱應）：這片子比較敏感，對我來講是冥冥中安排。我是上海人，前面幾年長期在四川生活。楊佳襲警是2008年7月1日，那天我非常偶然回到家裡，機場大巴下車的點，正好是在閘北區公安分局──襲警案發生地點──的對面。因為我外公外婆曾經在公安分局工作，所以我小學、初中時在那分局內寫作業，等家長下班，所以我對楊佳在那時空的狀況特別感興趣。而且襲警案發生時路上的氣氛，我到現在還忘不了。我家離閘北區公安分局只有一站公車的距離，一路的情況至今印象深刻。再加上，在這事情後，我比較留意艾未未、一些維權律師的博客，有一些跟當時主流媒體不同的訊息。
最讓我有興趣的是他媽媽的情況，當時艾未未一直進行調查，大概兩年後，我看到艾未未兩部紀錄片：《一個孤僻的人》、《王靜梅》，都是關於案情的。片中母親形象讓我很有感受，因為我爸爸在我童年時、大概11歲時，曾因一些政治原因突然失蹤兩星期，在沒有太多證據的情況下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在這過程中，我有陪我媽媽去送東西，找各種關係，感受到家裡的困難及我媽媽行動的力量，這是我喜歡的角度。所以四年後當我有想法去拍這故事時，才會想透過母親的角度，專注在他們的感情和人物關係上，從這切入點讓更多人體會這樣一種極端困境下的人的狀態。
 

聞：你跟事件當事人的關係是怎樣的情況呢？
應：拍之前我透過網路聯繫王阿姨，大概是去年底、今年初。我告訴她我要拍的意圖、故事大概，先取得同意。那時我看過一些網路公開的採訪、網友拍的王阿姨的視頻，再加上艾未未的紀錄片，感覺訊息量對一個劇情片來說已經夠了。再加上她寫過推特（twitter），上面的內容很打動我。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盃時，她會寫，佳佳，西班牙隊現在在決賽是什麼情況等等，這樣一種跟兒子的對話，讓我感受很深。
我在那時刻意沒有跟王阿姨見面，但一直保持聯繫，因為我覺得這個距離是需要的。但我會讓她瞭解我所有的進程，從拍到剪輯的每個步驟，我都會告訴她。後來拍完、還沒剪完時，我就出問題了，她也知道了。我只好透過北京工作人員給她DVD，那時我特別想跟她面對面，但我已經回不去中國了。她說有看了片，但跟她想像的不同，她說：「我以為你要拍的是紀錄片，能揭露很多案情背後的東西及控訴。」我就說：「不一樣，我們的感受跟出發點不同」，重新跟她解釋；包括我跟她說我在香港演藝學院的觀眾回饋，他們對這母親的處境是認同的。王阿姨說，她差不多可以理解為什麼這樣拍，另外她很認同耐安的表演。 
 

聞：你剛才提到女主角耐安，我們以前對她的瞭解跟認識是婁燁的製片。為什麼考慮找她來演？她有透過什麼方式來讓演出更靠近真實的王阿姨？
應：因為這角色需要一個相對有職業技能的人來演。可是這個年歲，有這能力，能夠認同我們合作的，很難找到。這時我太太（製片彭姍）就說她認識耐安，耐安平常演一些電視劇，我看了一下，覺得還可以；另一點也因為她長期拍獨立電影，幾年前《頤和園》被禁拍過，也許她能感受這媽媽的心境。聯繫後，她告訴我她也是母親，對這故事也有興趣，雖不明白為何找她，但她相信我。我覺得我們的合作應該有基礎，因為她明白獨立電影要作什麼，她主動告訴我對製作流程的建議跟想像，也進一步對角色創作進行討論，她提供非常多幫助。她在獨立製片比我有經驗，讓我學很多。她也跟我說，她跟婁燁把這次協助我，視為比較長一輩的導演對年輕一輩的幫助，接受這樣的幫助也是很難得的經驗，因為她的確在人生經驗、創作經驗上有很多我值得學習的地方。她也跟我說她的家庭在文革的破碎狀況、對王靜梅作為母親的看法，所以她在片中放進很多自己的體現。跟我以前作品最大的區別，這片子有很多演員跟攝影師的感受跟認知，當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更有可能性，對我來說是挺新鮮的。（按：應亮導演過去作品多是非職業演員、自己身兼攝影師，如《背鴨子的男孩》、《另一半》、《好貓》、《慰問》） 
 

聞：這部電影在不久前的盧卡諾影展，不但拿下最佳導演，也拿下最佳女主角。

觀眾QA：

觀眾1：這部片由韓國全州影展資助拍攝，有何機緣？電影最後的音樂，是來自原創，還是已有的作品？
應：全州「三人三色」計畫已經作十幾年，每年找三個導演作三部短片。因為我過去所有片幾乎都在他們那裡放過，去年底他們就找我。那時我處在一個比較有困境的狀態下吧，我之前有大概八年、十年在四川自貢拍片，都跟這城市的人或我身邊的朋友有關，但越拍越無聊，越拍這城市越往糟糕的地方滑去，參與我表演跟工作的人，生活並沒變好。我那時處在非常不自信的狀況，大概有兩年對電影沒有太多信心，沒在拍片，出來作一些workshop或影展。
去年底韓國那邊突然問我，我覺得休息得也差不多，就來試試。他們每個短片給將近三十多萬港幣，對我來說非常多，因為我之前都幾萬塊人民幣就拍完了。韓國人找我，好像推了我一下。我最初只是想拍個短片，30、40分鐘，短片內容很簡單，跟長片一樣，一個極端困境下的女人的所有行為。但快寫完劇本時發現應該更長一點，因為她的情緒跟節奏需要時間去感受。韓國那邊說，沒問題，對拍攝沒有任何要求，於是就拍了。
片尾音樂的作曲家（按：張驍）跟我前幾片都有合作，拍之前偶然提到我要拍這故事，他挺有興趣的，就決定合作一下，雖然這電影基本過程當中很難加音樂（笑），但可能可以作在結尾。然後他很快給我想法，用佛教音樂，這個是金剛經裡面的百字明咒的音樂，音樂家自己是佛教徒。我聽完覺得很好，這音樂用來超度、安慰生靈，也許跟這片子結合起來有些不同的東西。電影主要是平穩、安靜的狀態，結尾能透過這音樂抒發出來。
 

觀眾2：想請問導演敘事策略上的問題，楊佳這角色沒出現在片子裡，有什麼用意？導演用很多畫外音、空鏡頭，整個故事一直出現故障，如暖氣故障、影印機故障、補褲子遇到聽障者，導演可以聊一下這些設計嗎？
應：先回答故障的部分，因為這是一個跟現實一一對應的電影，跟我過去不受拘束的純粹劇情片不同，帶有很強的約束：我要尊重當事人，要尊重發生過的事實，道德上有所警覺。這必然束縛創作的自由度及可能性，且在已經有艾未未紀錄片的前提下，這部片成立的理由是什麼？
我在寫劇本時非常痛苦，才慢慢明白：第一，我要創造電影的真實，在尊重現實的前提下，創造情感真實；第二，焦點在一個人跟他最親的人的情感紐帶上。這兩點或許是讓電影成立最充分的理由，但怎麼作？怎麼作到恰當的程度？電影有些是真實發生過的，如回家寫材料、冬天很冷。我自己加進去的有我的經驗，如補褲子。因為我小時候去監獄給我爸爸送東西時，知道中國監獄要求不能送有拉鍊或褲帶的褲子，因為囚犯可能自殺。其他如爬樓梯，可能來自我的親戚、演員的親身經驗，這些事很可能發生，也能提供電影世界真切的感情。這些東西怎樣找到分寸，成為整體而不矛盾，且不違背當事人，到今天我也不是很肯定，對我來說挺困難的。
沒有楊佳的角色，因為是從母親視點出發。王阿姨最大、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是，她最親的人死掉的時刻，是別人告訴她的，她都不知道。還有她被關押143天後去監獄見楊佳，她也不知道這是最後一面。她感覺到當時兒子眼裡有怨恨，他不知道媽媽在過去將近五個月為何不來看他、為何沒有任何行動；可是短短20 分鐘會面，王阿姨不可能說明，何況她以為自己還有機會。所以從母親角度來看兒子跟自身的問題，是這事件最核心的部分。
我沒有選擇很衝突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對我來說不足以成為我認為的故事。對我來說，能傳遞的標準在於，表面看上去很平靜、很簡單，但其實很豐富，觀眾有機會去感受。楊佳是個不在場的在場者，兒子的房間是貫穿全片的重要場景，根據現實生活當中佈置。我在艾未未的紀錄片裡看到這房間，感受到人的元素跟氣息，能感覺一個青年人曾經存在。我也想在電影裡作一個還原，當兒子的空間跟母親的視線相接時是一種交流，是母親有機會傾訴的可能。 
 

觀眾3：想跟導演談談攝影跟燈光。您片中有些燈光打得比較戲劇化，可以談談跟日本攝影師怎樣合作達到這些效果？您剛才提到您的創作風格比較偏向寫實，很多情節取自真人真事，那您是怎麼在寫實跟戲劇化間達到平衡點？
應：這位日本攝影師已經算挺瞭解中國及中國電影，住很久，也做過一些中國電影的攝影，自己也是導演。我對他感興趣、能成為朋友的原因是，我們在一個workshop工作過，發現他講攝影時，技術方面很少，更多溝通跟交流的是，鏡頭跟人的距離、關係、感情等等。我覺得很有意思，這樣一種情緒和對人的專注，是中國電影裡不多的，所以我想試試跟他的創作獨特性能否結合。但我之前拍的都特別低成本嘛，就自己作攝影，這部因為有韓國資金，相對充裕一點，就合作一下。他對這故事跟人物也有興趣，所以這片子有他的感受和元素，不只是我。
戲劇性嘛，因為他喜歡黑暗嘛，他喜歡透過這樣黑暗、甚至技術看上去不達標的影像來傳遞情緒，我覺得這特別獨特。還有這部片在我看來並不所謂寫實，也並不所謂客觀，儘管我的拍攝距離遠、鏡頭長度長，但我從來不認為我過去的電影跟這部片是所謂客觀的，我一直認為我的電影主觀性很突出，情感和情緒強烈。我覺得他的特徵跟我的特徵有可以結合的點，這部片就是結果。我覺得他補充了很多我過去電影沒作的東西，例如他非常強調，怎麼透過攝影機的位置跟人物的關係傳遞出這個人的感受，這是我一直想做的，我過去的電影也許在這方面還不夠。
 

觀眾4：我是專門從北京來看的，非常榮幸，在北京都看不到，也為你的遭遇深表關切。我想問的是，你跟耐安怎樣達成表演的最終狀態，她有多大程度的自由發揮？另外你有意避開情緒化的張揚，選擇最節制的方式，例如撕掛曆這場戲，你們是怎麼決定的？
應：耐安非常懂表演，她知道跟非職業演員合作對她這種職業演員是很大困難，她很早就把擔憂告訴我。我就跟她說，我長年跟非職業演員合作（笑），更難的是我怎麼去判斷，所以你不用擔心。她一來就說要去現場看，跟其他演員溝通，表現出積極的態度，這在我過去的電影很難作到，因為非職業演員還有工作。她這麼認真、這麼專注，讓我很感動。她是一個很尊重導演的演員，當她看見我的設計、節奏時，她會先盡量遵守，再試探性說一些她的設計，這時我都會很保護，因為她其實比我有經驗、有方向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她還這樣維護整體，我應該表現更多誠意。
比如撕掛曆那場戲，她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嘗試喝水呀」，將人物在極致狀態下的狀態透過行為表現更充分，我說沒問題，可以試試。同時我就說，既然之後都拍不了掛曆，那是不是可以撕掉？因為掛曆是很重要的戲劇元素，7月1號她失去自由，11月26號楊佳執行死刑，這掛曆沒有翻動一頁，是不是可以撕掉，傳遞時間跟感情。她想了一下說，可以，嘗試一下。這場戲挑戰很大，因為還要喝水，得動作連貫。我說，我相信你。最後這個鏡頭五分多鐘，從喝水、撕掛曆到開門，一個take 就作完了。她也覺得藉這次表演，抒發了她的家庭經歷跟她作為母親的感受。
 

觀眾4：總共拍攝多久？
應：總共拍攝只有六天。籌備了兩三個月，選景、選演員，因為我在拍這片前做過一些workshop，就問學生們有沒有興趣來，有七個說可以，就問他們想學什麼？他們說想學錄音、燈光，就介紹他們錄音師、燈光師等，他們學了很多東西，也作一些具體的工作。那六天，每天拍完都在現場坐下，討論當天的經驗跟感受，說一下第二天可能遇到的問題。我覺得這六天在教學層面上是很扎實的。六天後還有時間，我就安排耐安作獨立製片的製片講座，再把香港紀錄片導演張經緯、舒琪老師，以及一個在紐約大學教電影、當時在香港作訪問學者的張真老師，請來深圳跟他們談談，花了兩天。我覺得這很有意義，我當時作workshop是要作藝術行動，當大家有行動參與社會，面對自己，也許會超越影像，超越所謂的創作電影。我覺得這過程中的所得及交流，是我更看重的。 
 

聞：從導演這段分享可以知道，不只是個好導演，也是個好老師、好的帶領者。先打個預告，26號六點在華山光點，應亮導演有個講堂，會在當天放映他帶來的作品，分享經驗。

應亮導演講堂--聯合製片人計畫

聞天祥：應亮導演除了是個優秀的導演跟老師外，也是一位策展人，他跟老婆彭姍以及其他朋友，在重慶創辦了一個「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可以先告訴我們這個名稱的由來與宗旨嗎？ 
應亮：我先說個題外話，今年金馬影展放了我的作品《我還有話要說》，片中的楊佳就是在四年前的今天，執行死刑的。再來進入主題，「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是個非常拗口的名稱，但英文名字很正常，就叫Chongqing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Festival，這裡面體現中國現在特別畸形的狀態：沒有人敢直稱「獨立電影節」。「映畫」在南京或北京就叫「影像」或「映像」，我們就取「映畫」，「民間」就是「獨立」的代稱，「交流展」有的地方叫「影像展」、「交流週」，其實都是電影節，為了保證自我安全吧。最初這名字不是我定的，是發起人定的，但英文他們不管，可能主管部門不識吧（笑）。 
 

聞天祥：有關單位難道不知道你們做的是「電影節」嗎？即使不看英文。 
應亮：有關單位睜隻眼、閉隻眼，形成一種默契，免得太費周章，也希望辦影展的人自覺點，不要去放他們認為出格的片子，比如《克拉瑪依》、《上訪》。有些影展會嘗試碰那個格，因為沒人知道那根線在哪，過程中會有一些衝突。 
 

聞天祥：那你們有碰過嗎？
應亮：有碰過，比如重慶本地宣傳部門特別討厭《淹沒》這部片，講長江三峽移民的問題，當時沒出問題，就放了。我們沒事先公開訊息，但會告訴觀眾有個特別活動，也會屢次讓導演亮相給觀眾看，讓大家得到暗示。 
 

聞天祥：所以這樣辦了多少屆？
應亮：今年要辦第六屆。
 

聞天祥：籌組的人員、經費從何而來？
應亮：人員都像我一樣，業餘來做影展，有自己的工作、生活。創始人是大學老師，教電影的，跟他一個影院經理的朋友，可能酒喝多了，就說支持你們搞電影的，提供戲院。那時大概2004、2005年，中國電影票房很差，這位經理既苦惱影院沒人，也義氣幫忙，就放了本地跟週邊的學生短片，第一年只放兩個半天。主席第二年找我介紹一些成熟的導演，逐漸擴張，甚至介紹一些亞洲的獨立電影。去年已經80、90多部長短片，七天活動。前年開始有些外地人幫忙接待、組織。資金靠募集，第一年都放學生短片，沒花錢，第二年，有個舊金山的朋友拿出五百美金，幫我們報銷部分來訪導演的旅途開支。後來就四處募款，最近也有一些義賣。發展至今，每年運行成本約人民幣十萬塊錢，花一年時間去找。
 

聞天祥：接著來聊聊今天的重點「聯合製片人計畫」，先跟我們介紹這個概念。
應亮：我在去年參加鹿特丹影展時，看他們玩了一個”cinema reloaded”的遊戲。他們提前一年宣佈要找兩三位鹿特丹觀眾喜歡的青年導演在當地拍短片，合成一個長片。宣佈時，這些導演們當然沒任何主意，全憑觀眾對他們的信任及趣味，在網路上給他們投錢，只要給五歐元就能成為聯合製片人（co-producer）。我去鹿特丹看到的是結果，有五百多個聯合製片人參與，最終兩個導演完成，一個是馬來西亞的何宇恆，一個是阿根廷的Alexis Dos Santos。這兩個片子都很有趣，現場有五百多個觀眾，放映及之後的交流都很輕鬆愉快。以前拍電影，就算是獨立電影，也是給予／接收的被動狀態，當時就想可以透過這個方式改變一下。有這構想後就告訴影展主席，他也支持，最後定了三位來過我們影展或馬上要來的導演。
鹿特丹那邊規定導演一年內不斷在facebook上公佈進程，聯合製片人們可以瞭解並滾大雪球，找更多聯合製片人，所以我們找的導演得有微博，也要有粉絲，會在網路上囉唆的。我們也有組織地在網路上做過頭腦風暴的會議，提早通知大家某位導演要發布消息，大家可以提提意見，跟導演交流。
我覺得有趣嘛，好玩嘛，最後在三個月內有148位聯合製片人，捐款以50塊人民幣為底，也可以捐更多，最後有將近三萬塊人民幣。我們是三位導演各拍十分鐘，不想拍太長，還在摸索。也要求題材跟重慶有關，因為重慶缺乏影像，需要被敘述。 
 

聞天祥：請彭姍聊聊，如果我今天捐了錢，要當聯合製片人，怎麼知道我已經是了，怎麼去監督，你作為一個協調人，怎麼跟聯合製片人們互動？
彭姍：說到「製片人」，很多人以為是「老闆」的意思，可以擁有版權，有說話的權力，但首先要解釋清楚的是，這次參與，更多是一次遊戲，是對獨立電影跟喜歡導演的一次支持，而非傳統語境、工業化體系下的「製片人」概念，所以我們價格也定得低一點。因為喜歡獨立電影的人未必經濟狀況很好嘛，也沒分多少等級，大家隨便參與就好。
我們比較重視的是導演的介紹，不停在微博介紹他們的作品及想法。通過介紹後有人感興趣、捐錢，我們會馬上在微博上根據順序，發布這是第幾號聯合製片人，說明他們支持的原因及圖文個人介紹。可能有些人完全不認識這些導演，只是聽說有人在我的家鄉拍，我一定要捐錢，那我們也會問他想對家鄉說些什麼。每個製片人的編號、捐了多少錢、捐給誰，都會發布。
 

聞天祥：有些民眾對數字很敏感、迷信，例如不要44號或我要888號，你們會遇到這種狀況嗎？ 
彭姍：有有有。比如最後一天宣佈截止時，突然冒出一堆人，都想當最後一號，還互相競標（笑）。也有些人會提前捐，希望預約88號。 
 

聞天祥：你們也會照辦嗎？
彭姍：有的會照辦，但有的比較搶手，就盡量跟他們協調。
 

聞天祥：真的很有趣，而且你們把它定義為「遊戲」。你們對這些來創作的導演，有什麼方法制約他們，避免中途變卦或未能如期完成嗎？
彭姍：首先選導演時就有很嚴格的考慮，出作品有保證，交流沒問題…
應亮：跑不掉的（全場笑）。
彭姍：…還有就是要求導演跟製片人們有互動，有deadline 要求哪時出劇本、哪時初剪，會不停催。
 

聞天祥：會很有意識地讓三位導演創作出不同、各有代表性的作品嗎？ 
應亮：差不多，我在腦子裡有些考慮，比如說來過重慶、作品有完成度，然後去問六七個人，確認未來一年願意投入，篩選下來共三位，然後根據他們的差異，確認可以產生有趣的組合。 
 

關於聯合製片人計畫完成的短片《臨江仙．陪都》，導演李凝： 
應亮：李凝一直做肢體實驗，比如說把拆遷現場、垃圾堆當成肢體展演的劇場。長年追隨他的劇團叫「凌雲燄肢體戰鬥游擊隊」。李凝其實已經40歲了，但那種青春活力跟不要命的狀態，可能很少人具備。他曾跟一個荷蘭導演在結冰的冰河做一個實驗計畫，冰很厚，那個荷蘭人不敢下去，但李凝堅持要完成一個賣命般的鏡頭，游到冰層下，找一個點，把冰撞破，竄出來，如果撞不破那他就在下面了。這可能能說明他的狀態。這是一個比較實驗的作品，在嘉臨江邊拍攝。 
 

（影片放映） 
 

聞天祥：剛才應亮導演「警告」過我們了，這是一個實驗性很高的作品，除了長鏡頭，也出現很多形象、角色，請閔捷跟我們聊聊導演的企圖，及你們在拍攝過程中有哪些可以分享的？
閔捷（有去拍片現場的製片人之一）：我當時的工作就是把握好錢，不能辜負製片人們的希望，雖然錢不多，卻是148份信任。我們做這片子時，劇組人數最多24人，最少18人，總共投入一萬五千塊錢。他們從山東來，包括食宿交通等花費，得壓在一萬五千塊以下，我當時的基本原則是能省則省。片尾你看到長長的名字，裡面有捐錢的，也有很多出力的，也有捐了錢還要出力的，也有從北京坐車來探班、幫忙、兼當製片，有的製片人也是臨時演員，例如飾演警察的邱炯炯，他也是一位導演。另外我很佩服李凝導演，他很拼命，很負責任，不會苦了劇組同事。某天晚上劇組多了幾個人，李凝說沒有問題，隔天我才知道他把房間讓給新來的人，自己在樓頂找塊床墊就睡了。拍片時很多很苦的事，我們之前找好地方，找好船、兩隻鳥，隔天正式開拍去江邊一看，因為下雨漲水了，找好的場地跟船都淹掉了，當我正頭疼時，有人來跟我說鳥死了。反正大家齊心協力，隨機應變，還是成功開機，拍完了。
 

聞天祥：李凝為什麼會選擇這種形式表現這部作品呢？
應亮：我提供我瞭解的。他來過重慶影展兩次，他對這山城感興趣，覺得像宮崎駿的移動城堡（全場笑），有點魔幻。他也跟很多人一樣，過去兩三年關心重慶局勢，可能有很多想說的話，透過水怪、外星人、紅衛兵這些符號來傳達他的感受，閔捷在現場有什麼可以分享的？ 
閔捷：聽他提最多的是對重慶的魔幻理解。我不能代表他本人，記得的可能也有誤差，但我記得他提過螺旋狀的敘事結構，開場與收尾相接，至於其他創作部分，我不能為他解釋。
 

聞天祥：那你們可以解釋一下開場的重慶時報，上面寫了「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新聞內容看不太清楚，這跟當時的時事有關嗎？
閔捷：他沒解釋過，只是叫我去找那天的報紙。第二天要拍，前天下午五點多要我去找，最後在重慶晚報的倉庫裡找到。 
應亮：我想重慶那幾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我從觀眾角度來看，這新聞是重慶政治翻天覆地後，繼任政府發表的聲明，要把中央交辦的事辦好。我想他用在開場第一個鏡頭，在江水裡，肯定有特別的意義。 
 

聞天祥：李凝都習慣在自己作品裡演出嗎？
應亮：好像都有他。
 

聞天祥：剛才提到李凝的工作據地是山東，為什麼找他？
應亮：其他兩位也是外地，因為重慶本地相對成熟的導演沒有特別多，不如找非重慶的導演，也能觸動一下本地影像。（另外兩部片，應亮導演說，等下個月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放完，將在youtube上線。另兩片導演為陳心中、王雷軍）
 

聞天祥：您現在人在香港，「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會受影響嗎？
應亮：客觀上已經影響了，過去大半年，生活變動太大，很難集中精力。閔捷、彭姍也在忙聯合製片人，過去影展辦在十一月，今年初步定在十二月。同時還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去年已經出現的場地問題，今年又有了，影院那邊不敢做了，有很多來自廣電系統的壓力，所以可能會換到別的場地，比如重慶一些老的錄像廳，快拆了的，邊上還有茶館可以聊天、做講座。目前有這些想法，但我自己有心無力，下個月成功率有多高，我也沒把握。可能把七天影展變成四天，片量縮小，聚焦在聯合製片人、中港重點獨立電影介紹，延續以往成果。 
 

聞天祥：那聯合製片人計畫還會繼續做嗎？
應亮：要做也是隔年做，因為明年不一定有今年這麼大的精力投入，現在的工作是推廣，例如來金馬放，去香港獨立電影節放。如果明年條件合適，再做第二次。
 

觀眾QA：  

觀眾1：這些聯合製片人都看過片子了嗎？
應亮：目前還沒，片子才剛完成。打算十二月放完後，刻成碟送到148人手裡，同時上線，讓更多人看到。 
 

觀眾2：這種片子有點類似台灣的短片，但我覺得很突出，請問拍片時，現場會有公安監視嗎？
閔捷：我們不太高調，還好，沒遇到任何問題。
 

聞天祥：我剛才看你們拍的環境，江的另一邊除了山，還有高樓，那你們這邊是比較荒涼嗎？
閔捷：這地方人比較少，比較安靜，在高架橋下面。
 

聞天祥：所以拍的時候也不用告知是吧。
閔捷：對。
應亮：補充一下，因為獨立電影很靈活，大多在相對邊緣的城市拍，也因為中國沒有真正電影工業，所以你在體制內工業拍也是混亂的，找了當地部門申請也還是有人來管。獨立導演們會有自己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聞天祥：所以應亮導演你以前拍片也是這樣？
應亮：都是這樣的。
彭姍：我可以介紹一下中國拍獨立電影的情況。第一，「偷偷摸摸地拍」是常態，我們拍獨立電影都很自由，畢竟也沒拍什麼不好的東西。第二，中國的行政部門，每人都有一個區塊，除非你找最大的部門如市政府之類，例如拍《慰問》時找了一個老院子，但這院子正在拆遷，我們被推到房管所、拆遷公司、旅遊局等等，不知道找誰，最後找了個人簽字，進去拍，也沒人管我們（笑）。
 

聞天祥：那這個人是誰？
彭姍：找來找去沒人簽字，後來找著房管所的一個阿姨，她女兒在學電影，希望女兒以後到我們劇組實習，就拿去找房管所局長，局長也不知道要簽什麼，阿姨說：「不要管，要你簽就簽」，我們拿了局長簽的給門衛看，他也不管，只要有個章就放。 
 

觀眾3：個人最大投資是多少？
應亮：一千吧。
彭姍：今年金馬最佳編劇得主是《奪命金》的銀河創作組，裡面的歐健兒也是我們聯合製片人之一喔，他捐了兩百多塊錢給我們三位導演。
聞天祥：那下次叫他把這訊息告訴杜琪峯導演，應該就有兩萬塊錢（全場笑）。 
 

聞天祥：他們說「聯合製片人計畫」是個遊戲，這場座談開始時也被我想像成一場遊戲，讓我們重組一下觀眾和創作者、影展與作品之間，可以有什麼樣的新關係、可能性。剛才應亮導演說之後三部短片會上線，希望能順利放完，儘快看到。也希望這樣親近觀眾跟創作者的鍊結，台灣也能考慮一下，玩玩這遊戲。